杨仲坚
就学于斯，执教于斯。牌头中学，这所百年历史名校常常令我梦牵魂萦。
当我还挂着红领巾，带着童真进入这所学校时，我被眼前美丽的校园深深陶醉了。门前一条沟渠，渠水清明澄澈，黄沙铺就的大道两旁是参天的白杨树，米黄色外墙的四合院就掩映在绿树丛中，南北两个阁楼高高挑出，显得高大巍峨。四合院南边的泥墙一带，倒是我们学生最喜爱的“百草园”，蓬仙花和鸡冠花在秋阳下正开得欢。看上去一片芳草的操场显得广阔无垠，前面则是平展展的农田。当时，它名叫同文初中。在那里，我学完了三年的初中课程。
天空中会飘来乌云，大海上会骤起风暴。 1957 年春夏之交，是一个令教师言之后怕的时节。几位敢说真话、敢提意见的老师被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和批判。我熟识的几位语文老师，走马灯般地轮换，有的就被“运动”出去了。
春秋代序，时光依旧流逝，而同文初中也就此划上句号，学校改名为牌头中学，并且新办高中部，我也在侥幸中成了高一的新生。建校劳动是辛苦的，到椒山坞背树，到寺下张挑砖担瓦，到高城头挑石灰，跋涉在泥泞的田间小道，行进在坎坷的山岭岗顶，但想到为自己造校舍，大家并无怨言。说实话，在 1958 、 1959 两年，我们参加的义务劳动还真不少，有许多是可笑的无效劳动，但这次是例外。通过一年的努力，一幢苏式“工”字形的教学楼终于竣工。此后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也埋头读书迎高考。
1962 年秋，我考取杭州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约了几位同学去看母校的几位老师。想到我在这里整整学习了六年，不免又生出了一种留恋。特别是门前的那条小河，夏日里开满了白色的莲荷，还有那高中部对面的两排高高的白杨树，它们是那么的纯洁和无私！
可惜平静是短暂的，而运动则是连续不断。不久，“文革”风暴又起，并且狂暴地扫荡着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在长达整整两年的派性斗争后，数十位老师被扫地出门，数百名学生含悲忍泪离开母校。学校改办丝厂，真正令斯文扫地！
记得某个夏天，我从异乡回诸暨，打算看看母校，拜访昔年的老师。走过那座熟悉的小石桥，猛抬头看到浓烟滚滚、烟囱耸立的厂房，只得作了个“闲人止步”。可内心的苦涩和无奈，谁人知晓！
四十年代初，当日寇的铁蹄践踏暨阳大地时，当日本人胁迫他如若不当维持会长就拆同文初中校舍时，同文初中的创始人张韶九先生拍案而起，他带着学生迁校到越山寺，救亡歌曲和“还我读书”的校歌响彻越山之麓、古刹内外。同文初中的校舍悉被拆毁。韶九先生在选择保校舍还是保名节时，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他的选择又无疑是正确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个多么富有民族骨气的读书人。在“文革”中热昏了头的人，居然毁校办厂，简直是关在铁罐里的蠢猪！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破坏教育，毁灭文化终究是不得人心的。七十年代初，牌头人们强烈要求重建牌中。县革委会顺应民心，同意选址在一渠之隔的擂鼓山上。擂鼓山其实是个乱坟岗，牌中师生边读书，边教育，边劳动，发扬“以文兴国，以教育人”的光荣传统，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一座占地近五十亩的新牌头中学。
而我则“池鱼思古渊，飞鸟恋旧林”，由诸暨师范调回这所母校任教。以前，我以学生的身份出去，如今，我以教师的身份进来。以前母校的遗址在小河的东面，而今母校的新址在小河的西面。正是百年沧桑，令人感慨万千！
只是我在母校任教仅五个学期，只教完一届学生就又离开了。但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始终不曾忘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近些年，牌头中学一扩再扩，科学馆、图书馆等相继竣工，一座现代化的新牌中终于在诸暨南乡的大地上诞生了。几代乡贤们所憧憬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韶九先生有知，定当含笑九泉。
（作者系本校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生，八十年代校友，曾任牌中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