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校牌头中学建校 120 周年
郭学焕
1956 年我考入母校读初中，当时称“同文中学”，不久更名为“牌头中学”。母校历史悠久，始建于清光绪 12 年（ 1886 ），称“同文义塾”。“同文”者，寓意为“同仁集成，以文兴国，以教育人”也。母校创办至今已 120 年， 120 年来，经历了从“同文义塾”、“同文小学”、“同文书院”到“同文中学”的发展过程。 1958 年，母校开始招收高中生，同文初中从此升格为完全中学，并改校名为诸暨牌头中学。我 1959 年初中毕业后，在母校继续升高中，于 1962 年毕业，考入浙江大学，成了牌中第二届高中毕业生。我在母校的怀抱里学习、生活整整六年，度过了人生难忘的岁月。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工厂和县、市（地）、省政府部门机关工作。从走上工作岗位开始，总想尽心尽力地工作，可谓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肌肤”。这既服务人民、回报社会，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回首时，与母校一别竟 40 年过去了。
2002 年秋的一天，我有幸与家乡领导诸暨市市长张仲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胜、副市长陈国燕、应明焕和市交通局局长周培忠等，回到我阔别四十年的母校——诸暨牌头中学。
那天，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入牌头中学新校的大门，一排排整齐的新校舍映入眼帘。校园内碧草茵茵，绿树成行，一派崭新的气象。在学校会议室里，我听了学校领导介绍，令人鼓舞。与母校领导见面时，很希望能见到一些过去任教的教师，很运幸，见到了但效先老师。
四十多年来天各一方，今日师生相见，惊喜不已。但效先老师，四川人，是从海军部队转业到学校的，当年教我们几何课程。他教育水平高、为人谦和。我记得，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大家口粮不够吃，但老师一家也不例外，只好吃得稀一点。当时食堂里的饭是用大蒸笼蒸的，我们时常见到蒸饭时，有一个大钵头里面放一点米，再放一些胡萝卜之类，然后加满一钵头水，这就是但老师的。喝这样稀的汤水时间长了，听说他犯了“胃扩张”。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老师们给学生上课仍然十分尽心。有时，正好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但效先老师实在太饿太累了，他用肘撑在讲台上，额头冒着汗珠，为我们讲完全部课程内容，令人敬佩！尽管过去了四十多年，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敬师之情，油然而生。
与诸暨市和学校领导一道，我怀着旧时的记忆寻访母校旧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变成为一个丝厂。母校的教师、学生曾被分散到各地。后经领导重视，各方努力，学校在一河之隔的擂鼓山落定新址，重振旗鼓。如今丝厂早已停办，所幸的是母校旧址校舍主体未被破坏，至今尚完整保存着。牌头中学旧址的主体校舍是一幢很大的三层楼四合院，内有十多个大教室、几十间宿舍和办公室等。中间是一偌大的院子，有时学校在这里召开师生大会。身临其境，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顿时令我回想起在此度过学生时代的情景。这里的一景一物是那么熟悉，那么的亲切呀！
母校人才辈出，灿若星汉。几十年来，有多少学生被输送到高一级的中专、大学继续深造；从这里，也曾向社会输送了众多劳动者。上溯到 100 多年以来，从母校走出了多少有识志士，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其中，涌现了不少的佼佼者，有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长期来在党和国家重要岗位上工作，如大家熟悉的宣中华、张秋人、钱之光、汪维恒、寿松涛、何增禄、陈振汉、边圻、周芝山、王政新等，在现今省级领导中，夏仲烈、陈敏尔等，他们都出自母校。
从杭州抵诸暨的途中，我酝酿着要为母校写点什么，此时，不禁脱口而出，形成一诗《叶叶青》：
崇学同文沾雨露，
沧桑百载促新型。
夭桃早借春风发，
大树依然叶叶青。
《诗经》里曾有“桃之夭夭”句，夭桃者，乃是鲜活的桃子也。从母校出来的千千万万学子，如桃李芬芳，早借春风勃发于天下了。而母校这棵大树，依然根深叶茂，叶叶青葱。母校呀，您，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着一茬又一茬的新人！
我乃牌头中学千千万万学子中的一员，是母校给了我智慧、知识，教育我做人、做事。无论是我求知识、学人生，还是爱好诗、书、篆刻和文学，离不开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理工科，第二类是农林医学科，第三类是文史哲学科。 1962 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曾一心想报考文科，首选两个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和杭州大学中文系。这是因为从高小开始，特别是到初中、高中阶段，认真学习数理化的同时，我爱上了文学。除学校里接受语文教育外，我十分喜好读书。书的种类很多，有中国古代名著、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有当时著名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和《家》、《春》、《秋》等；此外，还有外国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欧也妮 • 葛朗台》等等。当时，我利用课余时间、星期天，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类书籍，是那么的如饥似渴，有时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一二天就把它啃下来了。
由于喜欢读书，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爱上了文学，写作水平也相应提高。 17 岁时，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浙江日报》上，我成了班里的语文兴趣小组组长。有一次，语文老师因急事外出，他嘱我为他代讲一堂作文辅导课，我居然用老师给我的讲义，斗胆登上讲台，为自己同班同学讲了一堂课。为把握时间，我还向一位同学借了一只怀表。
正因为如此，毕业临考大学时，我选择了考文科，被编入第三类复习班里复习待考。然而，一位比我高一届已在杭大读书的同学来到母校，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他说，将来要当作家、新闻记者。可他告诉我，报考复旦新闻系、杭大中文系，毕业后，大部分都是教书。我自知嗓子先天不好，有些沙哑，教书则天天要讲课，我怕不能适应。于是我立即决定改考第一类：理工科。我又把复习地点从应考第三类的复习班，搬到了应考第一类的复习班。当时，有的老师和同学为我好一阵担心，怕我“两头不着”。结果，我考入了浙江大学机械系。但是，一个人的文学功底乃是不断积累的，非一日之功，同样，也是终身受用的。 1963 年，浙大举办一次文学作品大奖赛。我思考着写一篇文章参赛，想起了一个题材，那是牌头中学高中期间的一个暑假里，我们到王家井的一个村参加劳动锻炼时，村里发生了一对离别数十年姐弟重逢的事。
这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回忆，将其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为《血泪的控诉》。是呀，旧社会家庭子女失散，骨肉分离，新社会却又破镜重圆！后来《血泪的控诉》竟获得文学奖。浙大广播台还约我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
之后，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中学时代以及后来不断积累的文学功底一直伴随着我。我参加工作后乃至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平时讲话，修改文稿，运用文字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8 年开始我学写格律诗， 2002 年以来，先后出版过我的《诗书篆刻选》、《诗集》和散文集《岁月金兰》等著作，最近，又有散文集《饮马衢江》成稿，将付出版，这也许是厚积薄发吧。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过去了四十余年。然而，在母校里我得到的教益，那是终身不忘的。有了母校六年里砌筑起来的基础，才有后来的添砖加瓦。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校，母校的老师，皆为吾师，是他们引领我走进人生，走向社会！
我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可敬的老师，怀念我可爱的同学！
2006 年 7 月
作者系我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生，曾任衢州市委书记、省交通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