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翰
（一）
抗战时期，原在牌头镇上的同文小学校舍被日寇所毁，学校停办。1943年秋有志于南乡教育事业的张韶九先生从浬浦带着几个师生回到牌头，联络几位同仁，借用离牌头镇4公里的越山云居寺作为校舍继续办学。当时设五上、五下、六上、六下四个班，有学生百余人。分三个教室上课。张韶九任校长，下设教导处和总务处，郦泉任教务主任，周福兆任总务主任，老师有李根生、王伟亭、楼纪康、宣丽英、宣祖诰等人。1944年春开始，开办了初中班，先后招收初中新生三届和一届高小新生。并聘请了一批有较高学历的老师任教，如周晓山、黄孟越、应崇品等。随着老师的增加，又在寺的侧厢开设两个教室和几间宿舍。1945年抗战胜利，于“双十”节前夕，举校搬迁到牌头上庙，并在原址陆续兴建了新校舍。
（二）
越山寺偏处一隅，山高路陡，又值抗战时期，民生凋敝，物资匮乏，学习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饭食由食堂统筹供应（每人交粮食给校方），菜由学生自备，多为不易变质的霉干菜、咸菜、豆板酱、泡黄豆等，条件好点的放点猪油，蒸笼里很难看到有荤菜，有人蒸个鸡蛋算是打牙祭了；越山寺周围多竹，当小竹笋生长时，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采野笋当菜吃。蒸菜每人一只小碗或小杯，里边放一个写着姓名的竹签，在规定的蒸笼内蒸煮。这批十多岁的孩子，相互关心，不少来自璜山、草塔、义乌等地，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都结伴而行。每人带着一周以上的菜，瓶瓶罐罐，为了绕过有鬼子驻军的水霞张铁路桥和牌头镇，同学们跋山涉水几十里，真够艰苦的。晚上常常连煤油灯点不上，无法夜自修时，早早就寝，寝室只有几盏昏黄的油灯，没有床铺，席地而睡。夏天无蚊帐，又闷又热又遭蚊子叮咬；冬天无草褥，被子又单薄，学生冻得瑟瑟发抖。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师生团结一致，教的认真，学的努力。这时期学校培养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像著名学者何其淦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同时艰苦的学习环境，也使同学之间凝结了纯真而深厚的同窗情谊。
（三）
越山寺环境清幽，空气新鲜，是很适宜读书的。但缺文体设施，难以满足年轻人的活动要求。为了活跃文体生活，校方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开展多种文体活动。先把寺外一块洼地辟为篮球场。场地四周筑了一条圆形跑道。天蒙蒙亮，学生就起床洗脸，接着按班整队在跑道上跑步20-30分钟，“1-2-3-4”呼号声响彻山坳。学校还多次组织爬山比赛、拔河比赛、歌咏比赛、讲故事比赛等活动。记得曾演出过一场以抗日为内容的越剧，叫《千人针》。说的是鬼子兵每人都带着可以枪弹不入“千人针”（日本军阀为欺骗日本应征青年，送给应征者由一千个姑娘绣的手绢），但结果鬼子兵还是统统给中国人民消灭了。为了扩大抗日宣传，这出戏到山下的寺下张村演出，观者甚众，效果极佳。当鬼子成批被消灭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想此事被敌伪所悉，几个特务混入现场偷摸情况。第二天清晨，日军带着信鸽、警犬来校扫荡，绑走一个叫周浩德的同学。通过多次交涉，这位同学才被放回。时正值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年”，周浩德同学就这样参军抗日去了。
（四）
越山寺地理环境独特，而政治气候微妙。我们那时年纪很小，还不懂什么叫政治，可现实生活也使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
越山寺离牌头仅几公里，是敌伪统治范围内的。敌人眼线密布，特务紧盯这个教育场所，稍有风吹草动，就来校扫荡，逼得我们只能躲到山坳里去上课；同时耳闻目睹鬼子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罪行，我们当然极度憎恨。读抗日书，唱抗日歌，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我们当时能理解的最大激情了。当时读的书，唱的歌都是国民党编印的，上公民课，童子军活动，灌输的也是三民主义思想。校长张韶九又是国民党的牌头地区负责人，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思想教育。记得是1944年的初秋，有个叫吴国桢的专员路过越山，为了接受他的思想教育，他带着学生冒着暑热，到珠村迎接，整整等了二三个小时，才听到了他的一次演讲。印象较深的是他说：你们诸暨西施为什么这么出名，这么受人景仰，不光是因为她美貌，更重要的是因为她忍辱负重，复兴越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记忆犹深呢，也是一种思想教育的作用吧！
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当时共产党金肖支队的来校活动，他们隔三差五的来这一带，往往早上起床，见到校园里到处住满了“小三八”，第二天醒来又不见了踪影。他们每来一次总要进行一次抗日教育，期间教唱一支歌，歌词是这样的：“胜利了，胜利了，哈哈哈，敌人给我们打退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同志们，看我们多勇猛，同志们，看敌人多狼狈！我们要猛打猛冲猛追，敌人给我们全击溃。”琅琅上口好记好唱，当时全校一片“胜利了，胜利了，哈哈哈……”的歌声。有师生根据歌词内容编成一个活报剧，在文娱晚会上演出。这对少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教育。年龄大一点的同学，有不少离校后就投军从戎，汇入到不同的抗日洪流中去了。
（此文根据抗战时期在越山寺就读的校友王幽香、张汉林、边亦林、边铭浩、边宝善、何炳校等回忆，由何炳翰整理）